随着时间推移和实践发展，其深远意义和深刻影响将逐渐显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面貌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生产环境也将出现重大改变。
但中央财政只出1.18万亿元，剩下部分由地方财政来出。因此，为了拿出足够的资金以融通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使用地方融资平台作为自身融资中介。
事实上，笔者始终认为，欧元区国家要彻底走出主权债危机，大规模的债务重组是必要之路。因此，中国能否避免地方债务危机的爆发，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财力是否能堪重负。次贷危机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其次，体制机制和制度性建设是发展理念调整的保障。市场的驱动力一旦显现，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将被激活。
制定政策时，要优先考虑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更加注重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设定战略目标时，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底线，将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列为主要目标。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
另外，官僚资本被国有化。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强大的特权阶层的出现，会妨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社会内部的公平分配，随之而来的，是以经济增长换取合法性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成就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乐观了。
如果把花在这些华而不实项目上的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国内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 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给予投资者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的高增长。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
另外，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使其在推行地区性政策时更为小心谨慎。与大陆上的共产党人一样，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进行了彻底（但平和）的土地改革。政府选择性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要数城乡差距。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
第三，作为对民众不满的反应，政府逐步开始更多地尊重民众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在2003年之前，社会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其水平仍然很低。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
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大政府回潮和党在确立三个代表之后的转型有关。
尽管在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经常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业已被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的是，一个公开且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程是实现不同群体间利益平衡的最好方式。在1990年代，农村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被剥夺一些基本的权利如自由流动、工作场所安全、医疗保险甚至应得的工资。
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还有一些计划（比如西部大开发）旨在降低地区间的不平等。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
调整对农村移民的政策仅是例证之一，其他一些例子还包括颁行《物权法》、加大征地补偿等等。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 进入 姚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20世纪后20年的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各种妨碍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其中包括户口制度。
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在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是现行体制的实际受益者。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政府对农村移民的政策则是另一个例证。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是一项选择性的举措。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
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政治转型并不一定要求实现多党竞争性民主，但更多的民众参与是必由之路。
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此外，由于收入的增加，民众的需求也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收益上，仅凭经济增长这一剂药方就想吸收或平抑社会不满将愈益困难。1985年～1994年间设立的双轨价格体制就是一个例证。比如，一些人称许乡镇企业中的模糊产权，说它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一种挑战，可实际上它是1980年代政府对私营企业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物，这些态度有时甚至是纠结矛盾的。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
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
尽管中共是中国不可取代的政治力量，但民意的作用也不可罔顾。结果，相比于那些始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利益的有偏向的政府，它更易于采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
中国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而最富裕人群与最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在加速拉开。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